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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运动与知青群体

知青运动与知青群体

张鸣

南方报系《名牌》杂志09年十大年度精英的评选,被定位于知青群体。颁奖仪式,在著名的建川博物馆举行。这是由于这个博物馆的创建者樊建川,也曾经是个知青。我被邀参加这个仪式以及知青论坛,在会上会下,见到了许多像樊建川这样从前的知青,现在的精英人士。收了一堆的名片,不是老总,就是高工,教授,以及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。很多人,都是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大人物。

当然,这些精英人士也清楚,当年的知青“战友”,大概有两千多万人,绝大多数离精英这两个字很远。他们其实是当下的弱势群体,处境艰难。当初从广阔天地回城之时,多数人岁数大了,没有知识,没有技能,没有住处。好容易安置下来,成家立业,步步都赶不上。不是摊上工厂倒闭,就是轮到自己下岗。除了少数考上大学的人之外,剩下的,大部分是城市贫民。当年,这两千多万被赶到农村的青年,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的,只是极少数,大多数人,虽然叫做知识青年,但中学只上了一两年,很多人其实就是小学生。在农村,在边疆,他们吃了很多苦,但是却没有城市工厂生活的基本技能。如果说,对于成功人士而言,曾经的苦难,可以是财富,但对于更多没有成功的人来说,苦难仅仅就是苦难。

在世界历史上,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知青运动。资本主义国家没有,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这样的事。用行政力量和政治动员,把绝大多数城市青年,都赶到农村,赶到边疆。和平建设时期,几千万规模的人口的逆向流动。关于这场运动,流行的看法有两个,一是说在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心中,的确存在类似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情结,真的认为农民是最淳朴,最革命的人,城市里的人,尤其是青年学生,应该接受农村的洗礼,接受农民的教育。所以,知青运动的口号是,广阔天地大有作为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一是说,之所以有知青运动,无非是因为文革的目标已经达成,该打倒的人都打倒了。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,留在城里,多少是一种动荡的因素,重整秩序的威胁,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存在,是城市的压力。当局是为了消除隐患,以及城市就业的压力,才发动这场运动的。

我们虽然必须承认,当时的领导人,的确对于农民怀有民粹主义的情怀。这种情怀,在知青运动存续过程中,被反复提及和强调。不要知青在城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,反而要他们去农村,接受怎么说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中不那么先进的农民的教育,如果不是民粹主义,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解释的。尽管我们看到,在城乡二元结构下,自1949年以来,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人,都往往被发配到农村,接受惩罚。类似于太平天国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规定的,犯错的人就要“黜为农”,暗示农民并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身份。但这并不妨碍领导人在心目中,在精神领域幻化农民的圣洁形象。因为他也曾让自己的儿子,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教育。把城里人下放到农村,主要是一种通过艰苦生活进行的惩罚,在圣洁化农民的同时,领导人当然也知道农村生活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。实际上,无论是“卸包袱”还是“再教育”都只是知青运动的一种表层原因。知青运动的远因,在于当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,在大框架下,就没有明确城市化的位置。

无可否认,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者,甚至可以说,是现代化的激进主义者。但是,他们的现代化,却没有城市化。他们对于推进工业化不遗余力,几个五年计划,工业化都是最主要的目标。但是对于城市建设,却一直没有花太多的功夫,即使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,也没有城市化的规划。甚至可以夸张地说,当时的工业化,是一种农村状况的工业化,即使工厂建在城里,也不大考虑生活的配套,甚至把城市也变成乡村的状况。更不用说,由于三线的建设,大批的工厂实际上搬到了山区农村。以至于有人刻薄地说,在改革前,中国到处都是农村,城市也是另一种的农村,所谓都市里的乡村。正因为这样一种建设框架,所以,把城里的知青赶到乡村,才是合情合理的。在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,新的秩序建立之后,仍然每年都把知青赶下去。因为,城市里没有这些青年的位置。

中国传统,有让子女多吃苦而经受磨练才能成才的说法。这种说法,在今天依然有市场。的确,知青中的少数人,经过农村生活的磨练,成长成为特殊的人才。转型时期的中国,很多类似今天聚集在建川博物馆的知青精英,不折不扣是这个时代的骄子。但是,大量的普通人,却没有因此而成才,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。现在我们知道,即使在中国,现代化必然伴随城市化,是农村人往城里走,而非相反。动用行政力量驱使城里人(不仅是知青)到农村的反城市化的现代化,是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。如果两千万人的牺牲,能换回这个教训,那么知青吃的苦,还算有点效用。可惜,我们看到,被历史决议早已判明为浩劫的文革,其中的知青运动,已经逐渐被人涂染上喜剧色彩,快要变成庆典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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