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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“坏榜样”的担忧

对“坏榜样”的担忧 张鸣

在中国,准生证是个大事,不止人如此,事也如此。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嚷嚷多日,筹备数年,新校长朱清时到任有日,一批教师也已经选好,地皮早就给了。原计划2010年秋季托中国科大招50人。可谓万事具备,孩子破了羊水都露头了,但准生证却还没下来。据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,审批手续,还在教育部转。

显然,这不是官僚作风的问题。尽管中国的官僚机构官僚气十足,但一个大学的准生证,还是用不着拖到这个地步,更何况,推动南方科大的势力也足够大,仅仅是手续问题,准生证不会如此难产。这里面的关键,是个思想问题。谁叫南方科大还没出生,就把去官化,教授治校叫得那么响呢?这一叫,很多人心里都捏了一把汗。等于是说,这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,跟大陆所有现存的大学都不一样,没有行政级别,管理体制蝎子拉屎独一份。这对于这所大学以及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而言,的确是个难题:在一个官僚金字塔结构里,人们怎么安置这所大学呢?给它放哪儿好呢?这样的难题,刚上任的朱时清已经碰上了,在深圳教育系统开会,主办部门不知道该给这个没有级别的校长安排在什么地方坐,坐后面人家是院士,坐前面他又没有级别。显然,这样的难题,如果南方科大真的准生了,将会不间断地碰到,南方科大尴尬,教育部也尴尬,今后评比,考核,检查都非常的麻烦,给这所学校放在那一类合适呢?

当然,真正让教育部头痛的,还远不止这些。从小学到大学的官僚化体系,不止对教育行政部门,而且对于所有学校的官僚而言,是一种最佳的结构。尽管人人痛恨学校的官僚化,衙门化和行政化,但恰好这三化,才可以实现教育行政体系和体系内官僚的利益最大化。如果所有的学校,都像南方科大那样,就意味着教育行政体系,就成了一个只管法规制定以及技术指导的部门。这样的部门,也就没有多少事可做了,自然,也就没有权了。

官僚化行政化的大学办不好,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。这些年人们用脚投票,出国留学越来越热,高考考生连年大幅度下降,很多考生直接进国外大学读书。唯一的门槛,是出国读大学成本太高,还能把大部分考生挡住。如果国内有大学像国际通行标准来办,比如南方科大像香港科大那样办,把成本大幅度降下来,那么,对国内现行大学体系的冲击,是不言而喻的。追求权力,是官僚机构的本能,即使官僚们都明白大学官僚化行政化不好,但为了利益,也没有人乐意改变现状。不改变现状,就不能允许一个异类出来搅局。有了一个,也许就会有第二、第三个,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坏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。当年晚清咸丰皇帝当家的时候,中国跟英法签的天津条约,其实在本质上跟后来签的北京条约没有什么不同。咸丰皇帝之所以不肯让天津条约落到实处,关键是他不肯跟西方建立外交关系,让外国公使驻京。因为他实在害怕在北京存在着一些见了皇帝不下跪的人,他担心他的国民学了坏榜样。结果这个担心让英法联军攻下北京,烧掉了圆明园,多赔了几百万两银子。最终,外国公使,还得进北京。

当世界上的旧体系要发生变革的时候,首先往往是从一个小裂口开始的。固步自封的人,首先的冲动,是封住这个裂口。在他们看来,先例一开,后果不堪设想,要多可怕有多可怕。但是,变革早晚还是会来的,来了之后,人们发现,其实事情没什么了不起。原来的担忧,其实只是杞人忧天,天塌不下来,人还要生活,只是在一个新的条件下生活而已。

我相信,南方科大的准生证,早晚还是会下来的。即使现在不给,早晚也得给,即使封掉了南方科大,历史也未必会退回去,还会有北方科大,东方科大冒出来。只是,成本会比较高而已,而教育部付出的成本,会更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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