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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:择业的困境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982:择业的困境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张鸣

作为一个78级的大学毕业生,严格讲,是没有择业这回事的,当时毕业还是统一分配,分你去做的工作,无论跟你所学的专业有关还是无关,都是革命工作,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。当年毕业时流行的一个不够革命的顺口溜:“我是党的一块砖,东南西北任党搬,放在大厦不骄傲,搁在茅厕不悲观。”尽管不可能真的不骄傲和悲观,但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,个人的选择余地,实在很小。1982年夏天,作为一个地处北大荒,文革时全国唯一一个“不见鬼”的农业大学(文革时,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指示: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?)农业机械专业的毕业生,出路基本上就是去各个农场做机务技术员,只有个别人才能去机关,去农业机械厂和农机学校。我原本就是从农场出来的,当然清楚农场的农机技术员是怎么回事,只比拖拉机手地位稍高点,一样也得在农田里摸爬滚打,严格讲,还是修地球。

虽说,在1982年的时候,中国大学毕业生并不多,几万人里都未必有一个。但是,当年的分配政策还是过去那一套,面向基层,面向第一线,知识分子,还是需要经受锻炼,向工农兵学习。所以,我们学校那届的毕业生,70%左右都直接分到了农场的基层连队。四年大学,结果是这个样子,同学们心都很灰,连散伙饭都没心思吃。但是大吵大闹,大哭大叫的也没有。写到这里,需要介绍一下我本科的学校。这所大学,是文革前农垦部在黑龙江垦区办的一所农业学院,名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。黑龙江垦区,是是1958年大批专业官兵过来开荒,才形成规模的。垦区的大发展,到底是大跃进的产物,还仅仅是时间的巧合,跟大跃进没有多少关系,我说不清楚。但这所大学,恰也是垦区大发展的一个副产品。我们知道,1958年的全面跃进,高校大跃进是其中之一,那时候,在中国这块土地上,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学。1958年办的大学,后来几乎都垮了。惟独这所大学,却活了下来。由于接受了一大批北京各高校的右派,创办之后,居然办的有模有样。这所大学,办学的时候,利用的是当年关东军的一机械化师团的营地,所以,直到我们进校,好些房舍,还是鬼子兵营的模样。这样的兵营,有的农场是直接用来养牛的,但我们学校却用来做教室。当年的兵营位于黑龙江密山县的裴德镇,原来的裴德公社旁边的一个山洼里,在老乡的印象中,像是裴德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。记得刚入学的时候,有畜牧系的同学家长给儿子写信,地址写的是,密山县裴德公社八一大队牲口系,某某收,信居然还就是收到了。这所大学,周围不是山,就是农田,的确符合毛泽东对农业大学的设想。想要种地,十分方便,但就是留不住人。我们入学之后,随着右派的逐步平反,一个又一个像点样的教师离开了学校,给我们讲课的老师,档次越来越低,可是我们的课业负担,却没有因此而减轻,老师不好,反而负担更重,越是讲不明白的老师,留的作业就越是多。好在这样的大学也有好处,就是学生虽然有地方谈恋爱,甚至放肆做爱都不用到宾馆开房,但的确没有什么地方去玩,即使有钱,也没地方花。那年月,谈恋爱还是被学校禁止的,地下运动当然可以,但如果谈的过了火,只要有人怀孕,一开除,就是一对儿。因此,还真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冒险一试。尤其我所在的农机系,课业负担奇重,同学们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其实要想出去玩,也还是有地方可去,也能玩出点别致来。记得大学期间,我们宿舍的人唯一的一次出去野餐,同学们真的现场钓到了鱼,野生的鱼,当场用脸盆煮了,再到田里弄好些毛豆,烧了吃,那个美味,迄今想起来,都馋的慌。这样名副其实的野餐,这辈子,再也没有过。只可惜,那时大家都没有时间,只餐了那么一次。

当年77、78级的大学生,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。年龄参差不齐,特别是78级,年纪大的30多岁,年纪小的才15、6岁,所有人都经过文革,而且都是文革中多少有点喜欢看书想事的年轻人。作为改革开放头两届的大学生,当年的我们,的确有天之骄子的自我感觉。好大学的人,骄子的感觉等级高些,像我们这种在别人眼里烂大学的学生,骄子的等级低些,但也是一个“骄”字,都是骄子。看不起一般人,更看不比我们年长些的工农兵学员,记得刚入学的时候,工农兵学员的师兄们来看我们,进了宿舍嘘寒问暖,我们根本就不搭理人家。师兄们给我们介绍学习经验,我们嘴上不说,每个人鼻子里都暗中哼着气,脸上写着不屑。只有那些没经过本科,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人,才让我们肃然起敬。可惜,我们那个大学,这样的高人一个也没有。

当年的农机专业,基本上按照普通工科的规模来安排课程的,课业重的吓人。每天8节课,晚上还有制图和实验课。每两节课下来,都是一堆的作业,几十道题。聪明一点或者程度好的学生,还能把当天作业做完,差一点的,一天拖一天。在我的印象里,同学们似乎没有半夜12点之前睡觉的。那时候的大学生,政治觉悟都很高,憋着劲儿,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文革给抢回来,学习极其卖力。整个年级,只有我和一个北京老知青是个另类,不大用功。我是因为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,77年原本是考文科的,因为政审不合格,被涮了下来,白考。78年误听人言,改考理科,又没有时间复习,有时间也没有用,因为连课本都没有。像我们这种小学就赶上文革的人,数理化基本上就是白薯。之所以第二年还要考,是觉得怎么也得从农场出来。加上刚刚遭遇一场恋爱失败,感觉周围的景物,哪儿都不对劲。考一下,报低点,自我觉得还是有希望。当时我正在做兽医,就报个畜牧兽医专业,自己感觉,也算是专业对口。结果,考完之后,凭着语文和政治分比较高,居然成绩还不错。可是,第一志愿东北农学院(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)突然不招生了,第二志愿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,又只招一个农机专业,于是,我就不得不学农机了。我从小就不喜欢冷冰冰的机械,不然的话,在农场的时候,早就开拖拉机了。所以,一上手,心里就烦。但是,烦也得学,我们那一代人,很少有这个勇气,做自己的选择。当时规定,如果考上了不去上,以后就不许再考了,从情势上,也逼得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。硬着头皮学,成绩就好不了,幸好不久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规律,虽然每次课都留几十道作业,但其实只要做其中的一两道题,本节所学的内容,也就掌握了。好在,那个时代,会舞文弄墨的人,走到哪里都占便宜。由于我经常出板报,而且还给学校宣传队写东西,老师不知怎地,都会高看我一眼,别人作业不做完,是要扣平时作业分的,我就没事。英语课,不管是平时的小考,还是期末的大考,老师都放我一马,单词错误,不扣分。英语等于没学过。害得我后来要考研的时候,补习班的老师,每次上课都很鄙视地看着我。逼得我奋发图强,加倍玩命,最后竟然考上了,吓了他好大一跳。

总之,当年的我很幸运,上课投机取巧,每门课都能混过去,有的时候,成绩还不赖。而跟我同样混的北京知青,很快就退学了,课挂的太多。在别人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,我还能抽出点时间看看小说,看点其他感兴趣的书。一部中华版的《资治通鉴》,就是那时候看完的,还记了一大本的笔记——就是把里面我感觉好玩的内容,用白话写下来。临毕业前一年,上头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,要求大学生学近代史,而且要学生自己讲。我们那个学校虽然也有个文科系,农业经济专业,但论起来,还就是我这个在中学就读过范文澜通史以及近代史的人,知道的多些,较量的结果,学校宣传部选了我这个农机专业的人在全校各个系宣讲近代史。稀里糊涂讲了一轮之后,就该毕业了。其实,当时我的口才很可疑,发挥时好时坏,有领导听课的时候,肯定一塌糊涂,磕磕巴巴,没有领导在,则一定超常发挥,讲的眉飞色舞,听众反应也不错。

大学四年,很少有人想到毕业会怎样,那时候,社会上还没有改革后的大学生,我们想当然地认为,即使学校不怎么样,毕业出路肯定也坏不了。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如此,一提到大学生,就是天之骄子,不捧杀不罢休。但是,临到毕业时,困扰就来了。各种迹象表明,我们的出路很糟,绝大多数人,是要下基层的。当年我们系的同学,大部分来自农村,一小部分来自农场,还有一些则来自小城市和县城。严格地说,这些人没有一个乐意去农场做技术员的,即使是农村来的同学也十二分不乐意。让他们干这个,虽然名曰技术人员,但户口依旧是农村的,而且当时的农场大多都在边境,还有边防证,出来进去,都不方便。这样的分配,对于多数非农场出身的同学来说,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对于我而言,虽然来自农场,但也不大想回去,当初参加高考,就是想脱离农场,现在回去,不等于蚂蚁搬家,转了一圈,又回到原地?当时毕业,基本上按成绩分配,我的成绩,在全系排在中上等,以这样的成绩,最大可能,是去一个农机学校教书,如果不想去,那就只能下农场做农机技术员了。不管做什么,我都得跟那一堆堆的铁块块打交道,都离不开农场,真是想起来就烦。幸亏,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,就是留校教党史。也不知是我上党史课(当年的三门政治课之一)的时候,太喜欢发言了,经常把老师的气势都压下去了,还是我讲近代史的时候,触动了谁的神经。反正,我们学校的马列教研室已经发话,要求留我了。为此,他们还把我读《资治通鉴》的笔记找去,研究了半晌。在我还差半年毕业,正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,他们就要求把我留下,提前毕业。

可是,当年的党史,属于政治课。在我毕业的时候,政治是种臭大街的买卖,经过了30年过度政治化的历史,中国人集体患了政治讨厌症,如果谁要是教政治,讲政治,在亲朋好友中都抬不起头来。我虽然在党史课上比较活跃,那是因为当时老师讲的偏于历史,而恰巧我肚子里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多。其实心里一样讨厌政治,不喜欢沾政治的边。不仅如此,我所在的农机系老师,几乎个个都讨厌政治,对政治课的老师没有好感。开始的时候,马列教研室跟系里交涉,一下子就被顶了回去。管教学的系副主任,斩钉截铁地回答,不。不能同意让我提前毕业。这样的氛围,也让我感到有压力。一边是我不喜欢,也不熟悉的农机事业,一边是我同样不喜欢的政治课老师的职业。选起来好难。

按道理说,我们这代大学生,民族国家概念,是相当强的。多年的集体主义灌输,决不能说毫无作用。尽管经过文革,经过所谓的理想破灭。但过去的那套政治说教,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得人心。我们学校地处北大荒的山沟里,消息闭塞。虽然这四年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,人们思想变得很快,但我们却没有受到多少影响。外面大城市里大学生闹的那些个热闹,办的那些刊物,我们一无所知。在上学期间,中青报发起的潘晓讨论,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人参与,唯一的例外是我,写了一封长信给报社,但其实我写了那么多的字,也没有说清楚到底人生应该为自己活呢,还是为国家。多少年后,我先后见到了当年的一男一女两个潘晓的原型,想笑都笑不出来了。但是,尽管如此,人面临就业抉择的时候,想的最多的,还是自己。马列教研室讲的学校的大局(那些年文科生太少,我们学校根本分不来好学生)打动不了我,系里老师讲的国家利益,垦区的利益,我也无动于衷。满脑子,都是自己。

考虑再三,觉得回农场无疑是绝不可行的,如果像农机系老师期待的那样,不改行,只能去技校教书,但真要是做了农机这行,我已经糊弄了四年学的玩意,恐怕都得露陷,绝对没办法讲给学生听,想要干好,非重新回炉不可。这样的话,还得受两次苦,遭二茬罪。想想都累,算了,还是找个方便省事的职业吧。于是,我同意留校。从此,这个地球上多了一个不靠谱的马列教师,少了一个同样不靠谱的助理工程师(当时我们毕业后的职称)。

其实,直到留校之日,我当初的职业设计,一直还是作家。也就是说,养过猪,当过兽医,又学了农业机械的我,居然还在做我的南柯大槐树下的作家梦。当初能接受学不喜欢的农机,说服自己的理由,就是反正要当作家的,多一种生活体验,岂不是更好?现在说服自己的理由,依旧如此,多一种生活体验,接着当作家。现在看来,所谓当作家,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。因为,在此后的生活中,我并没有开始写作。但实实在在地说,作家梦一直都没有完全破灭,真正不再想当作家,是考上研究生,进了北京,发现历史也可以做学问之后。

毕业留校之后,一点都没有想过要继续深造,考研,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。可是,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留校之后,同事们都看不起我这个学农机的。形势逼得我只有一条路可走,考个研究生,证实自己的实力。于是,我一咬牙一跺脚,考。查了一下目录,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才招党史专业的研究生,就胡乱报了人大。其实,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东西。但是这一赌气,最终把我的作家梦给赌没了。从此,踏上了一条所谓学术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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