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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踩着三个鸡蛋跳舞的老兵

早就听说傅高义先生在为邓小平写传,这样一位国际汉学界泰斗,写的又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人物,理所当然会为人所关注,想这部著作早点问世,先睹为快的,恐怕不止是学界中人。然而,先生的《邓小平时代》英文版问世之后,虽然不乏好评,但争议也不小。如我这样的土包子,英文版倒未必不能读,但耗神费力太多,幸好,《邓小平时代》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,得友人之惠,我拿到了这部由冯克利先生翻译的大作。

虽然,《邓小平时代》是一部学术著作,但却是一部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的书。一如既往,傅高义先生的著述,平实,扎实,立论坚实,同时又引人入胜。不可否则,虽然传主三起三落的经历颇为传奇,但邓本人却不像毛泽东一样,具有那么强烈的戏剧色彩,所以,给邓写传,很少能讨好。应该说,傅高义的这部巨著却平中出奇,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

傅高义先生在中文版的序言中,回应批评者的批评的时候说,“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,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。”也就是说,他的工作,是努力找出邓小平行为的逻辑,而非一味地加以道德评判。无疑,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邓小平时代》的作者,已经抓住了他想要抓住的东西。

我注意到,傅高义的书中多次提到,邓小平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,是一个老兵,一个军人,甚至开玩笑说,自己是一个丘八。我们知道,丘八在邓年轻的时代,是个贬义词,是人们骂大兵的话,当然,有的大兵也会用来自嘲。比如,五四运动的时候,上街拦阻学生的军警,就会说,“我们是丘八,而你们是丘九,比我们大一辈儿,求求你们回家去吧。”而一个跟邓小平有过职业关系的军阀冯玉祥,也自称自己的诗是丘八诗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,邓小平虽然也有过指挥作战的经历,但人们更多地感觉他其实是一个文官。笔挺的戎装,似乎跟他相当的不搭。以至于说起他那段看起来还挺辉煌的战争经历,人们也往往只把他视为一个“政委”,一个思想动员工作者,而将战争的业绩,更多地归结到他的搭档,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身上。但是邓本人,却更乐意说自己的本色是个军人。显然,人们日常的认知,跟邓自己对自己的评价,有了很大的反差。

说起来,中共具有文官形象的高级干部,大多具有几分文人甚至儒者气质,而且出身多半是学生。但是,邓小平却不爱读书,留法勤工俭学期间,大家都知道,他们都没进学校读书,但蔡和森、郑超麟这样的人,至少马列经典著作,还是会读几本的。邓小平虽然有油印博士的美称,却不爱读书,只喜欢打扑克。所以郑超麟回忆说,当年他动不动就教育年纪小邓小平,要多读点书。然而,一直到晚年,人们都大张旗鼓地阐释有邓小平理论了,但真正的邓小平,最爱读的,居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。在那个我们都只能读粗陋的盗版的年代,邓小平却能读到金庸亲自送的精致正版的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依碧鸳”。我曾开玩笑地对某些邓小平理论专家说,邓小平其实不知道邓小平理论是什么,你们知道。应该说,邓小平的自我感知很准,他就是一个老兵。

二战和二战之前的世界,是一个烽火连天的世界。那个时代的祸害是大兵,那个时代的英雄,也是大兵。从那个时代混出来的牛人,有几个不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呢?一手攻克天京扫平太平天国的曾家老九(曾国荃),说他一生快意之事,就是杀人如麻,花钱如水。连那个喜欢跟文人诗酒唱和的徐树铮,都感到“以杀止杀”是一件得意的事情。杀人,对于老兵来说,不算什么。不是说他们个个嗜血成性,而是说他们见识了太多血,神经和意志,非寻常人可比。

毛泽东曾说,邓小平开了一家钢铁公司。邓的意志,的确像钢铁一样,这其实就是军人的意志,身经百战的军人的意志。这样的意志,曾经让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,差点在记者面前,失神失足摔了跟头。这样的意志,也让比邓更强的政治强人毛泽东,虽然对党内同志毫无情义,但却也要让他三分,两次拿下,两次都留有分寸,保留邓的党籍。至于邓的同僚,部下,就更是对这个钢铁公司印象深刻。

这样的钢铁公司,只有在碰上美国人的时候,会打折扣。中美建交谈判,美国就是在武器售台问题上不让步,最后,两国还是建交了。因为,中美建交,是开放的大局。中国的改革开放,就是对美国日本开放,对欧洲开放。不开放,改革则无从谈起。甚至,1979年的对越动武,从某种意义上说,都是对美国送的“大礼”(据说说李慎之的建议)。

开放,是邓小平后半生事业中的大局。如果说,毛泽东的业绩,是创建了一个共产党的国家,那么,邓小平足以让人记得住的事业,就是改革开放,如果没有了改革开放,邓小平就会跟他众多的同事一样,被淹没在毛的阴影里。而开放,则是改革的前提。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,在经历了多年毛式的极权主义统治之后,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,即使能够启动,也步履维艰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中国的改革,比当年晚清的维新还难。毕竟,晚清不管多么落后,市场还是存在的。做生意的人,不会被视为洪水猛兽。而改革之初的中国,让农民自己种地,让人们自由经商,都是大逆不道的背叛行为。一个年广久卖瓜子卖的发了点小财,居然会锒铛入狱。得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,才能暂时放出来。广东、福建仅仅做了一点市场化的改革,领导人的头上就乌云翻滚,做检讨还是小事,项南等人还因此丢了乌纱帽。在一个女孩子穿样式新一点裙子,男孩子穿条牛仔裤都会当成资产阶级思想挨批的时代,改革开放的艰难,绝非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。傅高义先生将改革之初一系列中国领导人的出访,比喻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岩仓使团出游欧美。然而,当年的岩仓使团回国,就做出了市场化改革的规划,但是此番走出国门的中国领导人,却只看到了人家精美的器物,先进的技术。也就是说,改革之初的多数中国领导人,即使走出了国门,其见识,也就是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的水平。尽管说,有文革的反面刺激,但是真正推动改革,没有邓小平和他的钢铁公司,估计也难。

然而,即使像邓小平这样具有坚强意志的强人,推动改革事业,也必须维持政局的平衡。我们不知道,主持晚清新政的慈禧太后,在保中国还是保大清之间,有没有做出最后的抉择,如果她晚死几年,会不会像后来的少年权贵一样,在保中国和保大清出现碰撞的时候,选择后者。邓小平也一样,他没有在党的事业和国家命运面前,做过选择。也许,在他看来,两者没有矛盾。抗战时的阎锡山,说他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人,一个老蒋,一个是共产党,一个是日本人,哪个鸡蛋都不能踩破。而改革中的邓小平,实际上也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,一个是改革开放事业,一个党的领导,一个是政局。三个也都不能踩破。改革和党的领导不必解释,所谓政局,实际上就是三种平衡,一是陈云的鸟笼经济和市场化改革的平衡,一个是前台年纪较轻的操盘者和后台元老的平衡,还有意识形态中,左和右的平衡。有哪个平衡被打破,在邓小平看来,政局就乱了。

即便如此,中国的政改仍然没有启动。连晚清那种预备立宪,咨议局的选举都没有,民间精英的参政,都没有做到。所以,在经济繁荣之后,无节制的政府扩张,疯狂的贪腐,几乎把经济迅速成长带来的民众幸福感吞噬干净。被经济高速发展激化的社会矛盾,官民矛盾,贫富矛盾,环境问题迅速恶化。中国社会结构,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平衡过。精英的大规模出逃,堪比当年广东的大逃港,而官员的疯狂掠夺,也迹近歇斯底里。也可以说,邓小平的改革,一方面制造了中国奇迹,一方面也把中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。

邓小平跟台湾的蒋经国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,他们都是二战留下来的打过仗的强人,但是,蒋经国开启了台湾的政治改革,但同样是强人,邓小平却把难题留给了后辈的庸人,平白增加了改革的风险,很大的风险。当然,在邓小平的字典里,没有动摇党的领导的政改,他不是戈尔巴乔夫,更不是蒋经国。

《邓小平时代》来了,在这个似乎又要重启改革的时候,无论如何,都是一件好事。给我们一个机会,让我们再一次一起走过从前,那改革岁月的从前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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