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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败PK制度

一说起腐败,人人痛恨,然后的事就是必然的了,上面肯定说要加强反腐。然而30多年过去了,腐败似乎是越来越猖獗。1979年的时候,一个王守信,贪污了50万,就是天字第一号贪污犯了,今天呢,如果要争天字第一,恐怕得50个亿才行。这些年来,别说上面没在制度上下功夫,仅仅打措施方法的主意。当今之世,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多的监察监督机构呢,纪委、监察、审计还加上反贪局。这么多机构,这么多人手,成年累月地忙活,但是,腐败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腐败PK制度,至少在目前,腐败是赢了。

在一次新华社召开的内部座谈会上,我曾说过,现在的腐败,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,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,不管设多少机构,怎样加强措施,都反不了腐败。古代明清两代,实行的是低俸制,一个七品知县,一县的长官,每年薪俸45两白银。如果不肯吃糠咽菜,基本上无论如何都养活不了一家大小。然而这样的低俸的官员,却是掌管一县,唯我独尊的县太爷,权力相当大。每年全县的赋税和全县人的诉讼官司,都归他一个人全权负责。而制度上存在的监察机构,又管不到这个层面。所以,官员们几乎挡不住地会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,每年征税和诉讼的陋规,就足以把县太爷养得很肥。有贪心不足的,还会染指黑色收入,自然发得更狠。这样的事情,皇帝心知肚明,基本上是放任不管,要抓,也只抓那些贪得比较狠,而且民愤比较大的。但是可有一样,在这样的制度下,几乎所有的官员,在理论上都有贪腐问题,只要上面想动你,一动一个准,所有的借口,都是贪污。

当今之世,由于经济的发展,官员的权力,无论人、财、物,都比当年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。虽然经过几次调整,官员的工资已经不能算是低薪了,但比起国企的管理人员,还是要低得很多。很多中西部地区,地方干部的工资,说起来相当可怜,而且据说还经常拖欠。官员权力很大,每日有很多的钱过手,很多的机会可以抓。对于一把手来说,更是如此。这些机会可以拿到的好处,跟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,简直就不能比。与此同时,所有的监督又不怎么有效。很多官员都说,现在只要把媒体和网络防住了,就基本上没事,各种监督机构,很好应付。在这种情况下,让官员们不涉贪,近乎于把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壮汉和一个裸体美女关在一个房间里,关进去的时候,非常严肃认真地吩咐,要壮汉不许乱动。

古今中外,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。但这个问题本身,却相当简单。说一千道一万,无非是人的贪欲,在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伸出了自己罪恶的手而已。说要根本解决,倒也没有这个可能,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,其实也不难。古今中外,无非就是两种方式,一是釜底抽薪,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。二是加强监督,多点眼睛看着。

釜底抽薪是个好办法,官员权力小了,什么事办不了,自然就没有机会贪污了。但是,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,中国这一轮的现代化,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现代化,政府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火车头。要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世界,基本上不现实。道理很简单,中国在改革前,基本上是有国家无社会的一种特别状态,这些年之所以人们可以谈谈社会了,其实这个社会不过是这些年刚有点苗头。所以,奢谈大社会,其实有点不着边际。如果把目标改成在今后建成中社会中政府,也许还靠谱一点。相对于政府,社会还是一个小孩子,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刚刚问世的。不管社会学的专家乐意不乐意,在现在的中国,拉动现代化的政府,实际上就是这个孩子的保姆。

按道理,保姆是应该辅助孩子长大的,就像古代美好的传说那样,周公辅成王,成王长大了,周公就得还政。可惜,美好的故事永远只是故事。现在的现实就是,周公不想让孩子长大成人,周公不打算归政,依旧想自己包办下去,控制下去。在经济建设中,市场已经成型了,政府却还在起主导作用,既当裁判,又做运动员,两手抓,两手都硬。不仅不逐渐弱化行政干预,反而越来越加强。说行政垄断也许有点伤人,但作为裁判的政府,就是一屁股坐在国企一边,不仅设置人为的门槛不让民企进入,而且帮助国企大肆进入竞争领域,大力度挤压民企的空间。在社会领域,还是用政府包办一切,不仅农村的村民自治正在消亡,连城市居民的自治,也很难成长。各种NGO组织,无论怎样挣扎,都逃不脱另眼相看的命运。各种自治性的宗教团体,也很难发展,发展起来也不让干事。所以,现在的问题就是,一个大政府是暂时免不了的了,各种审批权,即使要想撤销,也很困难,但是,一个大政府,能不能仅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,把做运动员的功能削掉,不要老是想包办一切。

包办一切的政府,权力是大,但贪腐的机会也多,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强烈。事实上,事也办不好,甚至一团糟。事办不好,贪腐又多,官民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,冲突愈发激烈。这样下去,官就不好做了。都说,自己的刀,不能削自己把,但是,在今天的中国,政府要想过上好日子,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权,限制自己的功能。这是政府这把刀的生存需要,本质上,还是被社会被百姓压力的结果。

遏制贪腐,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古今中外,但凡有权力的地方,就必须有制衡。没有制衡的权力,本质上是不存在的。现在我们的政府,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平行的权力制衡,制衡者只有一个,就是上级,归到最后,只有最高权力当局才操心一切。所有的问题,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决。一个县的问题,也得中纪委出面。显然,这样的制衡,是不平衡的。即使在古代,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,也都存在平行的监督机构——御史台和谏议机构。位置再高的地方官,也害怕都老爷(明清御史的代称)给盯上。当然,体制的监督,最好最合适的,还是民意代表的存在。就现在的中国而言,无论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,只要能激活这个机制,让代表真正来自民众,代表民众,所起的监督作用,都要比现行的监督机构要好得多。

监督的另外一翼,是舆论。古代社会,御史的运作,离不开乡绅的舆论,御史往往通过乡绅的网络,获取贪腐的信息。所以,只要御史和舆论结合得好,政治就清明。但是,时间一长,御史被收买,监察就会停摆,乡绅的舆论,就起不了作用。但是,近代出现了媒体,媒体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,所以,舆论的监督,在很大程度上,体现为媒体的监督。

晚清新政,经过苏报案之后,朝廷意识到了对于媒体不能用老办法管制。最后开放报禁,各种报纸兴起,纷纷把矛头对准官府,有点事就大惊小怪地大肆报道。但说也奇怪,晚清到了新政时期,原本吏治已经相当腐败,到经过媒体的阵阵炮轰,不仅没有把政府轰垮,反而使得吏治逐渐变得好了起来。要知道,这里不仅有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办媒体,还有革命党人办的,专门“恶意”给政府找麻烦的报纸,比如像民呼报,国风日报。即使是恶意攻击,可能对被攻击的某些官员造成麻烦,让人很不舒服,但对于政府总体上,却起到的是一种加分的作用。道理很简单,因为有这样挑剔的媒体在,无孔不入地找麻烦,官员就是有心贪腐,也会畏惧三分。这样一来,吏治不可能不变好。后来尽管1908年西太后死后,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,引发了革命,但尽管如此,这场革命也只是上层革命,底层百姓并没有参与,在革命中,也很少出现老百姓趁乱打官戕官的现象。说明在那个时候,官民矛盾,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。相反,在此前的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,官吏被民众打杀,甚至剥皮萱草点天灯的事情,非常常见。

中医治病,讲究的不是如何医治,而是调理。即把有病的身体机理,调整成无病的形态。这个过程,单纯的用药是不行的,需要改变的是病人自身的身体和精神。这种改变,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,调动自己的积极性,自身的潜力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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