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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错就错的历史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将错就错的历史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鸣

时至今日,恐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其实百年前的变革,中国还是走英国道路更好些。英国体制和美国体制,同为代议制,都是民主制度,本无高下之分。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两千多年帝制的国家,保留君主制的外壳,恐怕更为适宜。都说中国是个伦理型的国度,传统伦理三纲五常,忠孝仁义,君主是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。一旦没有了君主,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都会摇晃。从伦理型国度转为法制型国家,需要一个很长的转型时期,一蹴而就,是不可能的。但是,在辛亥革命的当口,考虑到转型平稳需要的人,在中国并不多。只有袁世凯和他的某些幕僚,再就是接近英国公使的某些外交界人士。革命党人自不必说,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合众政府,虽然组成同盟会的前光复会中人,其实只在意排满,实行种族革命,但革命资格最老的兴中会的理想,他们都是接受的。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,很多人之所以力主立宪,倒也不见得认为共和制就不行。在他们的心中,其实也承认美国体制的先进性。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进化三世说,君主专制是据乱世,君主立宪是小康世,民主共和则是大同世。之所以要主张君主立宪,是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乐意改革,乐意配合,从而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,避免革命暴力带来的破坏。如果能够实现“跨越式发展”,又何乐而不为呢?

所以,当清政府倒行逆施,大肆收权,把所有的权力和资源,都收揽到满清贵族手里,被激得勃然大怒的立宪派,正好赶上了革命党人的革命,自然会愤而支持革命,这个时候,满人的皇位,就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。现成的皇帝不中了,在汉人中另找一个,谈何容易。所以,君主立宪,就自然没戏了。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说,革命党很多人都有制度迷信,认为只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挂在了城门上,国家就可以魔幻般地立致富强。其实,不止革命党,立宪党人也未必就没有这样的迷信。既然已经革命了,该破坏都破坏了,还不如建一个更先进的制度。

共和制在今天看来,有点冒进,但在当时,就是大势所趋。即使中国需要一个皇帝,也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个皇帝。建立美国式的临时政府,不仅革命党高兴,立宪派也欣然同意,连袁世凯也是犹豫了一阵,也只好认账。即使更为保守的汉人官僚们,在当时也没有表现出对清朝的留恋。革命进行中,没有人抵抗,也没有人殉节。就连一些中兴名臣的后代,比如曾左李的后人,也大不了就是放弃职位,一走了之,绝没有人为对他们深恩厚泽的朝廷尽点心力的意思。真正留恋清朝的遗老遗少,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才出现的——因为他们发现了民国事没办好,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,比晚清还要乱。更重要的是,民国由于国家力量太弱,没办法吸收这些遗老遗少,他们没有位置了。

历史恐怕永远没办法实践“正好”两个字,选取一条后人看来合适的道路走,走得又那么恰如其分。如果有所谓的恰如其分,像某些美国史学家论美国的开国史一样,恐怕都是后人编出来的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,辛亥革命后的中国,选择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,选择了国人不适应的共和制,但中国人其实却只能将错就错。

某些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,比如杨度,认为辛亥既然选错了,就应该修正回来。但在强人袁世凯手里,即使宣称君主立宪制,真正落到实处,君主没问题,但立宪就很难说,顶多回到新政时的清朝,实行二元君主制。所以,同样是君主立宪的倡导者,梁启超就不同意这样的修正,写出了“异哉,所谓国体问题者”的雄文,专门跟洪宪帝制捣乱,而他的学生蔡锷,则直接举起了反袁的义旗。事实证明,在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已经信仰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前提下,回到君主立宪,就等于开历史的倒车,就是复辟。即使袁世凯这样的强人,也依然搞不成,不仅搞不成,而且身败名裂。民主共和思想虽然未必已经深入人心,但掌握话语权的人,却不肯从民主共和后退半步,沉默的大多数,在当时,没有说话。

专制不成,共和也不成,这是中国的现实。没有了君主,社会伦理在摇晃,整个社会也跟着摇晃。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,统治者最大的困惑,是无法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下的秩序,哪怕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秩序。做了一首的督军,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师的师长,很快就会被人架空,最终赶走。同样,师长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旅的旅长,命运也相类似。每次战争,对阵的大人物的失败,往往都非战之过也,大多是因为属下的背叛。国民党时期这种情况,也没有太大的转机,各个派别的战争,招降纳叛依然是主旋律。曹汝霖回忆,说是袁世凯当总统之初,召开最高国务会议,经常有人迟到,一迟到就是很长时间。原因很简单,这些大佬们通宵聚赌。但身为总统的袁世凯,就是不敢动硬的,将几个首要分子给免了。没有了君主,效忠就出了问题。体制的严整和秩序感,就难以建立。袁世凯之后第二个强人蒋介石,一身奋斗的目标,就是重建秩序,但秩序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。借捧孙中山,树立个人崇拜,效果不佳。借法西斯主义,鼓吹一个政党,一个主义,一个领袖,更是没有用。最后的失败,与其说对手强大,不如说是因为内部的分崩离析。

在民主制度下,建立民主的秩序,也不是没有人尝试。北洋时期的两次国会选举,一些省份的联省自治,省宪的制定和选举,国民党时期的立宪国大,其实不能说都是假民主,假选举。很多政治强人,孙中山、袁世凯、段祺瑞、吴佩孚、陈炯明、赵恒惕甚至蒋介石,都不能说对民主共和完全没有感觉,他们一度也是想过尝试实践这个制度来的。可惜,他们的尝试,都因为各种原因,中途夭折。在很多情况下,他们准备遵从民主制度的原则行事之时,每每碰壁,转过来,玩起传统的权术,却一路畅通。历史的吊诡,总是令人在感动无奈之余,扼腕叹息。

将错就错很难,也很别扭,但又不得不将错就错。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选择,总是最难的题。显然,做最难做的题,必须得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耐心。但是,在丛林时代,列强环窥的情况下,作为一个古老而且文化悠久的大国之民,实在又很难有这样的耐心。急于翻身富强的欲望,每每驱使人们在受挫之际,就要改弦更张,寻找更为便捷的道路,抄小路走向富强。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150多年,而中国人做跨越式发展的梦,至少做了一百年,现在梦醒了没有,也很难说。多少代的当政者,都没有太多的耐心,即使台上的想有耐心,台下的人也不会同意。总有人倾向于用更激进的变革甚至革命来迅速改变中国面貌,一个革命完了,下一个就在等着了。

将错就错之后,国民的启蒙和教育,任务就更加艰巨。但是,肯做这样工作的知识分子,却不多见。革命后的一段时间,很多人居然认为,既然革命成功,启蒙就不需要了。原来各地雨后春笋般的俗话报,白话报,读报亭,都消失了。为了启蒙而兴盛的小说戏剧,上演的文明戏,都退潮了。这样的启蒙,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,才从新开始,但规模却远没有晚清那么大,而且由于白话文运动走错了方向,以至于启蒙的效果并不大好。中国需要更多的教育家,但偏多革命家。直到今天,我们的教育,我们的文化,跟民主宪政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。

辛亥革命之后,共和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百年,但是中国的转型却一直没有完成。将错就错一百年,我们也没有把这个错顺过来。君主立宪,早就不可能了,当年找不到一个皇帝,今天更是找不到。唯一的选择,是沿着民主共和的道路往前走。题目再难,也得做,耐心去做,有智慧地做。这是中国人的天命,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逃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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