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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有幸与中国的不幸

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,明治维新,是世界史上公认的成功变革的范例,相反,比照中国,无论是与日本同时期的洋务运动还是稍后的戊戌维新,似乎都失败了。比较中日两国近代的命运,我们不能说,日本是幸运的,而中国则非常的不幸。

在迈进近代大门的时候,日本正处在封建时期的末端,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。最底层的贵族士,或者叫武士阶层,空前地活跃,大规模地登上了政治舞台。各个诸侯,或者叫大名、藩主,如果不用具有才华的武士,那么他们的地位就会下降,藩土被人侵蚀。事实上,在明治之前,日本的武士已经在西南的诸强藩掌握大权。在整个国家范围,也拥有着最广泛的话语权。

然而,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,中国正处于专制帝制时期,鉴于清朝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保守性王朝,严厉的理学推行和文字狱,已经把士大夫的活力窒息了。日本在这个节点上,不仅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,而且还一大批具有从政经验的实干家。而中国,能干的只有一个林则徐,即便是林则徐,面对洋人,也只能出点火攻之类华而不实的主意。魏源似乎要被林则徐明白一点,但却没有机会为皇帝效劳。

在这个节点上,日本虽说也实行锁国政策,但毕竟留了一个荷兰的窗口,让日本有兰学这样一点新东西。然而,进入清朝之后,明末由利玛窦们引进的西学知识,基本上被中国士大夫忘却了,万国舆图也被置之脑后,清人的地理知识,再一次回到了利玛窦之前。所以,前去禁烟的林则徐,居然也认为洋人腿是直的,不吃中国的茶叶和大黄,就会被大便胀死。

中国的不幸,还因为自己是一个大块头,“中央王国”,西方世界要开辟东亚,首选的目标,只能是中国。所以,中国大门被人家用武力打开,“天朝上国”的惨败,让周边国家不得不学得乖一点。不仅日本的幕府在大黑船(美国佩里舰队)面前妥协,连暹罗国王,也开始学习西方,进行改革。如果这个不幸首先落到日本头上,那么,日本人恐怕也不会那么乖。

对于变革来说,日本变法的武士们,手里握有西南四个强藩的武力(其他各藩不过是看客),而日本政府,恰是一个二元结构,拥有最高统治虚名的天皇和实际控制国家的幕府。只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来,就在名头上让已经跟西方妥协的幕府,处于失语状态。尽管攘夷后来不提了,但搞臭幕府的目的已经达到,只要西南强藩的武力兵临城下,幕府的抵抗力,就没法有士气。其实,在本质上,打掉幕府,无非是武士们自己掌权,掌握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权。

然而,戊戌维新志士们,面对的也是二元结构,帝后二元。但是,他们身后没有强藩的支持,大一统的帝国,不存在各路诸侯。而中央的二元结构,恰是一个强势的太后和弱势的皇帝并存的结构。维新志士拥戴一个无权的皇帝变法,从一开始,就没有成功的可能。在前面操作变法的皇帝,越是往前推进,在后面的太后,就越是感到了失权的威胁,所以,政变是早晚的事儿。

近代的变革,是一个后发国家永恒的话题,但是,在做题过程中,中国人的命运一直都不大好。条件、环境,结构,处处落人下风。若要成功,只能靠自己改变命运。昔日如斯,今日亦如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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