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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人与政治

僧人是出家人,出家的意思就是不问世事,父母、妻子、亲友什么的,也就都不管了,一门心思修行。但是,出家人连同寺庙,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,要是真的什么都不问了,估计自己的存活也成了问题。佛教传入中国,开始号称沙门不敬王者。但是,撑了没几天,就对王权恭恭敬敬的了。没有皇权或者有权势的大人物支撑,佛门弟寸步难行。不问妻子,不理亲友也许勉强还混得过去,但不敬父母这回事,就不大敢说了。反过来,从盂兰盆经演化出来所谓目连僧救母的故事,也几乎成为佛门平时讲经最爱说的事儿。

对孝道的妥协,既是对民众的顺应,也是为了跟上层的勾连。藏在深山,不问俗事,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和尚当然有,但这些和尚从来不代表佛家的主流。佛家寺院,名曰丛林,但大多都在人烟稠密处。一些名山古寺,也往往要靠在人口众多处的田产维持。从清末到民国,北京的寺庙,遍地都是。最著名的有内八刹和外八刹,再加上三山。其中,柏林寺、嘉兴寺、广济寺、法源寺、龙泉寺、贤良寺、广化寺和拈花寺为内八刹;觉生寺、广通寺、万寿寺、善果寺、南观音寺、海慧寺、天宁寺和园广寺为外八寺;在远郊的潭柘寺、戒台寺和西域寺为三山。还不算很受皇家青眼的藏传喇嘛庙。从现存的残墙就可以看出来,无论哪个寺庙,都有“敕建”两字在上面,显示自己跟皇家的特别关系。

庙虽说都是敕建的,但皇家基本上不出钱,出钱的都是佛门的俗家弟子。清朝皇帝,就对藏传佛教有兴趣,汉传的和尚,一般都搭不上跟宫里的关系。只有到了晚清,当家人是个女流,对藏传密宗弄不明白,又受京剧的影响,这才有外面的和尚,能跟宫里搭上了点联系。西太后人称老佛爷,但她自己却特别喜欢做观音菩萨。流传下来她的玉照,有好几张都是她扮成观音的。这个观音,当然是汉传佛教的美女观音,如果按藏传的黄教,观音的形象,是个男身。据说,有清一朝,只有圆广寺的主持,搭上了宫里的内线,得到了办粪厂的特权。民国的时候,为了政府开征粪税,还鼓噪掏粪人罢了一次工。

不过,即使搭不上皇帝和太后,但达官贵人的线,还是能接上的。清末做官的人,谈佛者众,近佛者多。各大寺庙里的主持和知客,也借着跟他们的交结,扩大自己的势力。寺庙里的房屋众多,清净而且干净,所以,外地进京的官员,大多喜欢住寺庙。像法源寺、贤良寺等寺庙,都是他们喜欢住的地方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郭嵩焘以及袁世凯和康有为,都是这些寺庙的常客。甲午战后,李鸿章没了实缺的官位,长年在贤良寺赋闲。戊戌维新期间,谭嗣同找袁世凯,跟他借兵发动政变,也是在法源寺里弄的勾当。到了民国时期,进京办事的军阀政客,住寺庙的也不少。懂事的寺庙,不仅备有美酒,还有烟枪和烟具,就差没找八大胡同的美女了。做法事,也不仅仅是超度亡灵,而是升官法事,发财法事,都可以做。每个有名的寺庙,都有众多的俗家弟子,越是有钱有势的人,越是爱被招揽。好多大人物的太太,小妾,都受了菩萨戒,变成佛家的居士,某某法师的在家弟子。

北京出名的寺庙,香火都盛,香火盛的寺庙,利益就大,谁做主持,谁发财。所以,主持之位,也就有人争抢。北京当时临济宗是大头,所以,临济宗最有声望的大和尚全朗法师,在临济宗的寺庙里,一言九鼎,说谁能当,谁就可以当。因此有人传言,全朗法师,受人贿赂。当然,即使真的有大和尚受贿,也抵不过有势力的大人物,攀上曹锟,就是曹锟,攀上张作霖,就是张作霖,只要能攀上,别人就得退避三舍。靠法院裁决,决定谁做主持的事,民国时期也是有的。但最霸道的,是带着军警来硬闯,把里面的主持带僧人一并赶走。

投靠军阀,还是小事,如果投靠日本人,这事就大了。抗战时期,和尚是不会跟着国民政府撤走的。所以,留下来的和尚,跟占领者的关系都不错。加上日本也有佛教的传统,因此他们对和尚也相当客气。和尚们给日本阵亡将士做法事,只要给钱给的多,一样卖力。除此而外,和尚们还有去日本进行文化交流的好事。抗战末期,日本人强制居民献金,献铜,各个寺庙里的铜质法器,也就都遭了殃。有些主持,每每主动奉献。所以,抗战胜利后,北京好些大和尚,都被当汉奸起诉,跟伪军、伪教授、伪学生一样,成了伪和尚。其实,这些和尚做的,跟在其他时期一样,无非是跟权力勾兑,换取生存的空间,其中个别不良之辈,趁机牟取自己的特别利益。

有什么办法呢,自古以来,沙门从来的都是俗世的沙门。俗世的政治权力越是蛮横,他们的头就低得越低。否则,法难也许就来了。历史上的“三武法难”,有哪个不是皇帝看上了佛门的财产,借机敛财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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