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钓鱼执法背后的恶

先讲一个故事,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伊始,发誓要整顿吏治。听说各个衙门,受贿者很多。于是,他就派出亲信,伪装成办事者,给这些官员们塞钱,塞东西。很快,就有人中招,有位司门令史,收了一匹绢。唐太宗闻报大怒,立刻要将此人处死。满朝文武都不说话,只有时任民部尚书的裴矩站出来说,这样做不妥。此人受贿,固然该得重刑,但这个罪的由来,是陛下钓出来的,是所谓陷人以罪,恐怕不符合导德齐礼之义。言外之意,说这种做法,对官场的道德,是非常有害的。唐太宗听了裴矩的劝告,没有杀人。

尽管此后的朝廷,像这样陷人以罪的事情,并没有消失,但是,裴矩讲的道理,也一直传为佳话。

钓鱼执法也好,鼓励同僚互相告密也好,都是源于法家的驾驭之术。这种权术,君主对于防范臣子,倒是十分的有用。但是,副作用也相当的大。其中之一,就是官场道德的败坏。如果此道大行,官场就成了陷阱,人人都得时刻提防被人算计,稍有不慎,就会成为别人陷阱里的猎物。

的确,在这样的权术笼罩下,官场人人自危,在短时间内,作科犯奸的是少了,敢于谋反不轨者更是销声匿迹。但是,官场效率也没了,因为人与人之间起码的合作没有了,大家只能公事公办。在公事公办中,想的不是如何把事儿办好,而是如何规避风险,别让人抓到把柄。

官员做了坏事,比如贪污受贿,是该惩治,但原本官场是有监督机制的,放着这样的机制不加启用,反而鼓励他们互相揭发,尤其是鼓励官员的好友亲信揭发自己的朋友,鼓励一个衙门里的官员,揭发自己的同僚,鼓励官员的亲密下属,揭发自己的上司。这样一来,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了,最可怕的人,恰是你最信任的人,最没法防范的人。猜忌之风势必被及整个官场,乃至整个社会。接踵而至的,必然是更加猛烈的互相倾轧,互相陷害,整天想着害人,成为官员的业务,直至国无宁日,人心惶惶。一有风吹草动,哪怕像秦末几个戍卒闹事,互相推诿的人有,勇于任事的人无,居然这点事就导致诺大的朝廷,土崩瓦解。

所以,这样的法家权术,对于统治者来说,就是毒药,看似良药的毒药。因为有一时之效,所以,一直有人对此相当的青睐,时不时地,就把它从箱子底儿翻出来。

没错,就像裴矩说的,官员受贿,的确是重罪,但是,如果这个重罪,是你下陷阱钓出来的,那么,你的行为本身,也是罪,而且很可能是更可恶的罪。自古以来,人性贪利,没有办法彻底克服,任何时候,都只有少数人能够经得起所谓道德的考验。所谓考验人性的试验,是不能轻易做的。做了,后悔的不是那些不能经受考验的人,而是做试验者自己。他们会发现,不仅他们所期待的高标准道德不见了,连官员的日常道德,也陷于瓦解。

对于官员来说,幻想他们像圣人一样活着,不过是痴人之梦。连政府本身,都是必要的恶,何况官员?要让官员规矩一点,关键是在制度上给他们留出既能荣华富贵,又能规避风险的通道,而不是给他们布下一个个的陷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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