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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好的迷信

西汉的大儒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,这点事儿,大家都知道,但是,董仲舒的学说“天人合一”,“天人感应”,才是他对中国的最大贡献。从哪儿以后,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。而做皇帝的,对这个,特别的在意。

按照这个学说,人间的灾异,水旱蝗灾以及地震等等,都是跟人的行为有关,尤其跟皇帝的行为有关。甚至今天谈不上灾害的日食,地涌,或者别的什么怪现象,只要足够的怪异,都属于异相,都不是好兆头,都可以算到皇帝头上。说是因为你什么事儿干错了,才导致上天降下灾异,意在示警。

在两汉年间,这个锅还有三公来背,因为大家认为,三公尽管在人间替皇帝干活,但要负责调和阴阳,而按阴阳五行学说(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有近缘关系),阴阳不调,才会导致灾异发生。所以,只要出现大一点的灾害,皇帝就免了三公的职。

但是,到了后来,三公的职权越来越小了,而皇帝的手越伸越长,老是让三公做背锅侠,不仅三公不服气,群臣也看不过眼了。古人也比较厚道,所以,一但有了灾异,皇帝自己就感觉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。

所以,自打东汉以来,但凡有点事儿,大旱或者大涝,哪儿闹了蝗灾,损失有点大,比较自觉的皇帝,就会下诏求直言,要求群臣给他指出过失。当然,水旱蝗灾,要说有人祸的因素,也是有那么点可能的。但有的事儿,在今天看来,其实完全跟皇帝的行为没有关系,比如地震,地涌,或者山体滑坡之类。虽然也是灾,但这种灾难,在古代,跟人为的因素几乎没有什么关联。有的事儿,根本就算不上是灾难,比如日食,但是,古人对太阳比较看重,“天无二日,人无二主”,天上的太阳,对应着人间的君主。所以,一旦有了日食,肯定是皇帝有了过错。

所以,群臣在这种时候,就可以上书批评皇帝,把平时看不上皇帝的种种作为,都借着灾异的由头,一一罗列出来,上纲上线,说眼下的种种灾异,都是跟皇帝的这些作为直接导致的。皇帝看了,就算一肚皮不乐意,至少在当时,也不好发作。而上书言事者,说的越是恳切,越是严厉,得到的名声也就越大,一个直言和敢言的美名,也就落下了。使得皇帝就是想日后算账,也不大好动手——上天要再降灾怎么办?

当然,能借灾异放肆地批评皇帝,前提是皇帝有这个迷信。无论昏君明君,只要这份迷信的心思比较重,臣子们的批评就可以放肆一些,反之,如果皇帝不那么迷信,秋后算账的可能就会大许多,臣子们也就知趣的三缄其口。

但是,迷信是古人意识的底色,只有轻重之分,没有有无之别。完全不畏天,不怕上天惩罚也不怕鬼神的皇帝,不能说一个没有,的确很少。就算不把江山社稷当回事,对自家的小命,总是会在意的。事实上,正史和野史里流传的亡国昏君种种蔑视上苍,不敬鬼神的行为,大多是后来的另个朝代编造出来的,以证明自己夺了人家天下的合法性。昏君再昏,对于上天,还是敬畏的。只有打破了这种敬天的迷信,不再怕上天惩罚,才会无所畏惧,什么恶事,坏事,荒唐事,狂妄事,不要脸的事都敢干。这叫什么来的?—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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