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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拾零 | 后帝制时代的警察问题

古代中国政府很发达,但一直都没有警察。类似警察的职能,由官府的衙役,即后来所说的捕快来承担。现代意义上的警察,出现在1902年。当时,辛丑条约签订后,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之一天津,中国政府不能合法驻军,但是,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,不能不驻军。于是,接任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,就抽调小站新军的一部分,改头换面,变成警察部队,进驻天津,主持其事的人,就是后来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赵秉钧。由此,揭开了中国兴办现代警察序幕。一直到1904年,设置巡警部(后改为民政部),中国一直以直隶为模板,在兴办警察事业。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莫理循,曾经特意花大笔墨,赞美北京的警察,说他们如何严格执法,如何爱护百姓,维护城市秩序和卫生,使过去那个又脏又臭的北京城,变了模样。

但是,中国新式警察的开创者们,绝对想不到,警察在后来的国家机器中,占有的份额,居然会这么的大,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,是警察,而不是军队,才是国家的柱石。

中国的帝制时代,本质上,是不需要警察的。因为,虽然国家也要用暴力来维持,但有军队就够了。现代意义上的警察,主要是用来维持一个商业社会的社会秩序,侦破刑事案件,兼带着兴办商业市镇的消防事业,以及维持市镇的卫生秩序。由于帝制时代,政府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,所以,前面所列的各项事业,政府都可以不管,只剩下侦破刑事案件,由地方政府附设的衙役管一下也就是了,就算管不了,也能将就过。

所以,现代的警察,实际上是欧美商业社会的产物,先由商人团体兴办,然后才由政府接手。即便如此,也还带有市民社会自治的因素。中国的现代警察,虽然第一拨是袁世凯先办的,但南方的发达都市,也都是由商会的商团代行职能,后来才逐渐才由政府接办的。

所以,警察不尽是一种暴力机器,而更多的,则是跟市民社会联系密切的一直维持市民社会秩序的工具。只有发生严重异化的时候,警察才会转化为一种镇压工具。显然,这种情况,在民国的北洋时期,并没有发生,而在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,则开始出现苗头。警察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弹压遏制市民和学生的反抗,而警察学校,也被纳入军统系统。

很明显,中国毕竟已经进入了20世纪,政府不大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,直接用驻军来镇压反抗,只好借助于警察。中国的武装警察部队,也就是这个时候诞生的。由此,警察就由半个市民社会的自治工具,变成了支撑政府的暴力支柱。

到了这个地步,原来警察与民众相对来说,还算比较和谐的关系迅速恶化。警民冲突,愈演愈烈。而警察所谓执法的动作也越来越大,枉法行为,出现得也越来越频繁。政府由于对警察的依赖日重,也不好对警察的违规加以严格的惩戒,结果等于在纵容警察违法违规。于是,自然警民矛盾更加严重,民众对警察的愤恨日益加深,闹事的越来多,社会秩序更加紊乱,当局也就对警察越来越倚重,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国民党政府最终失去民心,警察政治,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。

历史,从来都是一面镜子,但照不照这面镜子,则因人而异。事实上,悲剧性的历史,总是喜欢重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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