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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亲复仇的是是非非

血亲复仇,在原始一点的社会,是当然的事儿。但是,只要有了较为完备的政府体系,政府对于这等事情,就不大可能视而不见。很明显,所谓血亲复仇,就意味着私刑,私刑的存在,对政府的司法体系,是一种挑战。

但是,自西汉末年以来,中国的王朝一直在提倡儒家伦理,比照儒家伦理,血亲复仇,又是一种孝行。孝行,当然是朝廷所倡导的。所以,历代王朝,对于血亲复仇,态度暧昧,有时禁止,有时放纵,莫衷一是。对血亲复仇认账吧,朝廷法度颜面何存,不认账吧,朝廷提倡的孝道往哪里安放?同样性质的案件,即使在同一个朝廷,处理结果,往往大相径庭。事实上,不仅在王朝时代,即使进入了民国,国家建构了西方意义的法律体系,可民国的几桩,至少名义上是替父报仇的暗杀事件,比如刺杀徐树铮,刺杀孙传芳,刺杀张宗昌,只要把行动者按在苦主家人头上,最后凶手都得到了赦免。而社会舆论,则一边倒的声援行刺者。被复仇的家属,也没有多大动静,只有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对刺杀的真正主谋冯玉祥提出了告诉,最后在政治压力下,也不了了之。

但事实上,血亲复仇的盛行,实际上意味着来自政府系统的司法公正的缺失,既然司法机构没有能力或者根本无意缉拿惩治前面的凶手,那么,死者家人的复仇,只要存在复仇的条件,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可避免的。

在历史上,凡是来自政府的司法系统失效,如果这种失效长期存在,那么,往往会造成两种意义上的私力救济,一种是血亲复仇,一种则是求助黑社会。两种私力救济,都是某种性质的秩序再建。也就是说,人们或者自己想办法,或者求助于第三社会,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黑社会,自己出面或者由黑社会出面,维持社会的公道。比较起来,后者出现的概率,要明显大于前者。尽管,这样的秩序重建,未必能有真的秩序。

所以,但凡出现了公然的血亲复仇事件,而且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喝彩叫好,那么,就意味着是一种信号,一种基层司法失效,甚至严重失效的信号,很可能,还是基层社会混乱的信号,基层政治失序的信号。一旦这样的私力救济,尤其是求助黑社会的现象,成为某种流行,那么,统治这个国家的政府,就有政治麻烦了。

一个社会,维持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和司法体系,是必须的。保持这个体系的公正有效,比提倡儒家的复兴,对社会秩序的维持,更有意义。提倡孝道,无论如何,不能走到赞同血亲复仇上去。我们可以理解复仇者的苦衷,但是不能赞同他们的行为。私刑一旦泛滥,就会越出血亲复仇的范围,导致社会秩序大乱。出现的,很可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,弱者显然更容易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。在现阶段,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,更应该重视的是,出现血亲复仇现象背后的司法和社会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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