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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绅议到舆论

中国的读书人,自古以来,除了少数人之外,一般都会有点家产。即使是穷秀才,谋生的机会,也比一般贩夫走卒要多些。所以,他们的地位,从经济到政治,都比较高。
 
自西汉以来,民间士大夫的议论,朝廷是要听的。所谓御史的弹劾,其实消息来源,就是这些议论。至于选拔官吏,一度要看民间士人的评议,所谓“月旦评”是也。
 
后来实行科举考试了,但报考的人,也需有民间士人的担保,如果一个读书人品行很差,担保的都找不到。地方官到一个地方,懂事的,首先要拜门,把当地有名的士绅拜上一拜,以后好办事。所以,后世有人说,中国的乡村,实际上是乡绅自治。
 
其实,乡绅自治的说法,多少有点夸张。如果地方官真的安心要搜刮,而且他的来头又足够的大,那么,乡绅是挡不住他的。不到万不得已,乡绅不会动用自己在京里的关系弹劾他。因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一动,就意味着翻脸。翻脸之后,扳倒了这个人也就罢了,万一扳不倒,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。
 
所以,乡间的士绅议论,对于朝政的影响,其实没有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大。所谓自治,也只是在宗族治理和乡村的互助事业上,有那么点意思。清朝是“异族”统治者,对于汉人乡绅天生怀有敌意,所以,清朝的乡绅自治,就更谈不上了。
 
然而,这种状况,到了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,出现了变化。当家的统治者,在大乱之际,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,不得不祈求汉人士大夫出来帮忙。
 
在这种情况下,不喜欢太平天国的士绅冒了出来,从而颠倒了清朝政治,开始了地方坐大的历史,在这个过程中,特别是由于此后的洋务运动的加持,使得士绅以及后来演化出来的绅商,力量越来越强大。到了戊戌变法失败,朝廷乱政,义和团兴起的时候,居然可以策动东南地方,实行暂时性的独立。
 
到了清廷实行新政之时,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开放报禁的朝廷,面对各地的报界舆论,已经只能做乖乖宝了。
 
此时,地方势力的膨胀,已经到了绅商当家,新旧士人帮忙的阶段。过去的读书人中,出现了留学生,学堂学生,中国的记者编辑和撰稿人,用手中的笔,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场。在这个舆论场面前,没有什么权贵人物敢于瞒天过海,胡为乱来了。
 
此后,在民国期间,舆论场的作用更是可怕,任你是谁,都不敢轻忽。袁世凯的称帝,败于梁启超的一支笔,而张勋复辟,也同样在舆论面前吃了瘪。尔后的军人派系之间的混战,首先开打,不是用枪炮,而是先打电报战,在报纸上互相攻击,谁打得好,后来真刀实枪的战争,还就真的占便宜。民国舆论场的作用巨大,任你是谁都不敢轻忽。
 
近代中国,从古代变过来,变得很大,最大的,其实就是出现了舆论场。这种转变意义深刻,影响深远,本书由此展开广阔的历史思考,值得细细品味。
 
(注:本文是为新近出版《转向大众: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1872-1912》一书所作序言,李礼著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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