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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称帝闹剧中的严修

严修与袁世凯订交,始于戊戌维新。此前,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,上奏建议开经济特科。孰料,这个提议得罪了自己的座师(进士考试时的主考)徐桐。在百日维新那一年,严修贵州学政任满,回到北京,徐桐在自家门房贴上一个字条,上面写着:严修非吾门生,嗣后来见,不得入报。那个年月,师生关系非同小可,严修卸任回京,非拜见老师不可,结果不仅吃了闭门羹,还被逐出门墙。
 
不过,在老师那里吃了瘪的严修,受徐世昌之邀,去小站参观新军,却结识了一个新朋友,这个朋友就是袁世凯。袁世凯在小站练兵,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。不止是洋操练得好,步伐齐整,关键是训练扎实,从严,从实。而且一扫旧军的积习,不克扣军饷,从兵到官,精神面貌和体质都很棒。这样的军容风貌,在当时中国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是看不到的。可以说,不是袁世凯这个人,而是袁世凯练的兵,打动了严修,从此,两人结下莫逆之交,至死不渝。
 
戊戌政变之后,严修虽然没有参与变法,但那个建议开经济特科的奏章,已经足以让他不受待见了,从此赋闲在家。严家是世代盐商,不差钱。经过庚子之乱,和他的家庭教师张伯苓一道,从家塾开始,办新教育。新政开始,经袁世凯的推荐,严修再次出山,他当年的建议,也真的被落实,朝廷开了经济特科。学部(教育部)成立,严修成了主事儿的侍郎,废科举和兴学堂的一切筹划,都有他的份儿。
 
然而,摄政王载沣上台,风云突变。袁世凯被罢免,赶回彰养莫须有的“足疾”,严修亦为之愤怒,上书抗议,然后挂冠而去。袁世凯离开北京,只有两个人相送,一个是杨度,一个就是严修。严修从此在民间办教育,不问政事。辛亥武昌起义,朝廷再次起用袁世凯。得到内阁总理大臣权位的袁世凯,第一个要找的人,就是严修,此后又多次相邀,可是,无论袁世凯怎么劝,严修都不肯出山;无论给什么位置,他都不要。但是在这期间,袁世凯的三个儿子被严修带着出游欧洲,并由严修安排在欧洲留学。也就是说,严修不做袁世凯的官,但朋友依旧。
 
严修跟袁世凯一样,对共和制度不感冒,觉得中国更适合的制度还是君主立宪。尽管清朝皇帝待他也不怎么样,但是,跟众多清朝过来的士大夫一样,对前朝还是有感情的。只是,他不做民国的官的理由倒是跟遗老们不同,仅仅是因为不想让人说他押宝袁世凯,赌大富贵。
 
尽管并不看好共和,但袁世凯闹复辟的时候,严修却大不以为然。筹安会折腾翻天,袁世凯佯作不知,但严修知道,这就是袁世凯的意思。所以,他直奔袁世凯的府里,直截了当表示了他的担忧,恳劝袁世凯不要复辟。袁世凯对严修,没有像对冯国璋那样,矢口否认自己参与此事。然而这一回,老朋友却对严修的话表示不以为然。再上门,就有点见不到人了。
 
严修跟袁世凯谈了什么,没有录音,两人后来也都没有提。但是,此后严修给同样不赞同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写了一封信,在信上,严修认为,从世界大势看,20世纪帝制很难存活了。就中国而言,不改政体,存亡不可知,但如果改了,危亡就在眼前。为袁世凯本人考虑,如果不复辟帝制,还不失为一个伟人,如果复辟,则内对不起自己的本心,外对不起国民。同时,既无以面对前清之列祖列宗,也无以面对千秋万代。他说,国家亡与不亡,在于政治之进退,宪法之优劣,人才之消长。现在这样做,是“欲以无信立国,而以无耻导人。金钱炫其前,铁钺劫其后;誓词等于谐谈,明令视如诳语。”
 
话说得很重,也很到位。把当时帝制运动中重重金钱运作、威逼利诱的丑态,都点出来了。明白告诉袁世凯,这样下去的话,不仅局面不可收拾,而且会遗臭万年。按道理,张一是会把信转给袁世凯的。但是,此时的袁世凯,这样的忠言打动不了他。严修其实并不真的了解这位老朋友,袁对严修倒是不玩权术,因为他们是真朋友,但他却是个权术大师。一路走过来,玩多了,什么“以信立国”这样的话,就只当玩笑了。袁世凯的女儿说,她父亲就是两手,一手拿着钱,一手拿着刀,听话就给钱,不听话就吃刀。这不就是“金钱炫其前,铁钺劫其后”吗?
 
还好,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,临死的时候,非常后悔没听严修的话。说严修是不在乎名利的国士,国士在前,劝他他不听,自取其败,怨不得别人。
 
袁世凯死后,在帮助打点了袁世凯的丧事过后,严修闭口不谈这位老朋友的事儿,一直到去世,无一字褒贬。
 
本文刊载于《凤凰周刊》2016年第7期,总第57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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