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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权时,忠言才逆耳

有权时,忠言才逆耳

张鸣

忠言逆耳是句成语,好事者将之排铺成一副对子:忠言逆耳利于行,良药苦口益于病。对的不工,但对于世人不失为处事箴言。只是,逆耳的忠言和苦涩的良药,其实境遇并不一样,药再苦,有病在身,除非极个别讳疾忌医者,大抵都会吃的,尽管吃的时候也许皱着眉头,捏着鼻子。但是,逆耳的忠言待遇就未必如此,人在失势走背字之时,对他说点难听的忠告,只要说的人关系比较近,可能还能听进去,可是一旦发迹,尤其是大权在握之际,哪怕再明白的人,也不大听得进逆耳的忠言了。兴许,还会把这忠言当成进言者对自己的讥诮甚至嫉妒。

袁世凯称帝,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。如果不是做了洪宪皇帝,袁世凯断不至于那么快就众叛亲离,而且在叛离声中一病不起。后来的历史,怎么个走法,还真就不好说。尽管,我们不好说袁世凯为此,尽出于做皇帝的虚荣,帝制自为,的确有现实的需求,出于重树权威的需求。毕竟,在当时的中国,皇帝看起来要比总统更加有权威。在日本人逼签“二十一条”,国内各地的骄兵悍将越来越不听招呼的情形下,重树权威,就来得格外的急切。当然,称帝之后,权威不仅没有树起来,反而迅速坠落,背了复辟罪名的皇帝,反而连回锅做总统也不可能了。

不过,当年袁世凯称帝,就整个过程而言,还是很谨慎的,走一步看一步,小心翼翼。可是,自家的心思一旦被人看破,攀附之人就会越来越多。耳朵里听到的,眼睛里看到的,都是顺着自己心思来的。袁世凯后来感慨道,现在反对的,都是先前拥戴之人。洪宪帝制闹得正火的时候,遍地都是拥戴声,连后来举旗造反的云南,也打来了拥戴电报,几乎举国一致把个袁世凯推到火炉上,生生烤焦了。

在举国一致的拥戴声中,倒也不是没有人持异议的。持异议者,恰是袁世凯的几位老朋友。一位是段祺瑞,一位是徐世昌,对于袁世凯称帝,这两位觉得不妥,但没有深劝,只是用行动的消极,表达了他们的不满。还有一位袁世凯在家乡时的好友,当时身在实业界的王锡彤,也觉得不对劲,但据他自己的记录,也没有贸然晋见,表达他的忧虑。可是,有两位袁世凯的老朋友,却没这样矜持,他们在帝制闹得最火热的时候,直截了当地见了袁世凯,表达了他们的看法,苦劝袁世凯不要走这步棋。他们两人,一位是张一麐,曾经的袁世凯的机要秘书,当时的政事堂的机要局局长,属于袁世凯幕僚中,排在前列的亲信。另一位可是非同小可,他名叫严修,晚清大大有名的人物,在戊戌维新时期担任贵州学政,因支持变法而丢了官,朝廷新政期间,再次启用他为学部(即教育部)侍郎,晚清废科举改革的中坚人物之一。西太后死后,摄政王当政,强行将袁世凯开缺回籍,当时朝中传说,摄政王原本是要杀掉袁世凯,为光绪报仇的。所以,袁世凯走的时候,没几个人相送,但严修去了。不仅送袁世凯,而且第二天就上奏,批评朝廷这样做不合适,要求收回成命。结果,朝廷的成命没有收回,严修的乌纱帽丢了。

这样拼将一死酬知己的朋友,人生一世能碰到几个?袁世凯再度出山之后,一直就想报答严修,可是严修一直不肯接受,不进入政府做官,坚持以民间的身份,从事教育事业。这样的老朋友,闻听帝制消息之后,进京来劝自己,按道理说,袁世凯应该能听进去才是,可是,他偏偏没听进去。王锡彤得知帝制的消息,自己不好贸然去劝,跟严修去说,严修回答道,说他已经进言了,但袁世凯只说官话,让他去跟筹安会去说去,可是筹安会岂是可以说理的地方?

就这样,帝制告成了,蔡锷反了,各地独立了,袁世凯一气之下,重病在身,行将不救了。这个时候,袁世凯才感慨道,张一麐和严修两人,从来不在乎功名利禄,乃国士也,这样的国士苦劝我不要称帝,我却没有听,却被一群利禄之徒牵着铸成大错,真是羞愧。然而,到了这个时候,生米不仅变成了饭,而且糊了。

后人评说洪宪帝制,总喜欢提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私印顺天时报的事儿,其实,只要袁世凯想要知道,真实的消息他是能知道的,不同的意见,也有人敢提出来。可是,但凡爬到最高层,位高权重,周围顺着说话的人太多,主意就越来越正,逆耳的忠言,自然也就进不去了。说实在的,袁世凯还好,还有容人之量,如果换一个,像严修这样凭着老面子来唱反调,脑袋都可能不保。

俗话说,形势比人强,其实,位置也比人强。屁股下面的椅子,往往决定椅子上人的脑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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